顾雷（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）、凌志（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数字普惠金融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）
传统金融体系中，银行等金融机构追求盈利性原则，更多聚焦高净值客户，一定程度将低收入人群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，形成“金融排斥”现象。而低收入人群缺乏抵押物、信用记录不完善、抗风险能力弱等因素，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，只能依赖高成本的民间融资，甚至被迫投向高利贷或地下钱庄，陷入“贫困—无融资—难创业—高利贷—难偿还—更贫困”恶性循环。
普惠金融的出现，打破传统金融体系对低收入人群的服务壁垒，其核心就是以可负担的成本、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低收入群提供金融服务。2025年3月2日，中办、国办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》，制定低收入人群、低保边缘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标准，核心是把低收入人群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作为重点支持对象，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框架。这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、拓展普惠金融市场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重要保障。但是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如何突破传统盈利导向的单一认知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，让低收入人群能够以合理成本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支持，实现金融资源在低收入群体间的均等化配置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梳理。
一、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投资
社会低收入人群大多是教育程度偏低，存在个人能力短板，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发展的空间，直接导致他们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本关注和个人财富。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相关研究数据显示：现阶段我国低收入人群中40%以上为初高中毕业生。
近年来，低学历占比虽然有所下降，但占比依然是接近半数，数量庞大，中等学历也将近占到三分之一，高学历比例更是低微，而且整个“十四五”期间几乎没有改变。显然，如果仅依靠现有知识技能，低收入人群要实现收入持续提升并不现实。因此，如何让社会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变得更有知识，跟上时代步伐就显得尤其重要。
首先，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必要的资金支持，加大对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、技能培训机构的信贷支持，建立全社会低收入群体学习培训制度，提供更公平、更合理、更及时的再教育机会。因为对于低学历农民工、灵活就业者来说，让他们重新去接受正规教育显然是不现实，提高他们技能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供创业技能的培训。在产业政策方面，讲解产业发展规划、市场研判技巧，引导规范经营，实现“借力金融、提升技能、壮大产业”。在职业技能方面，把手工技能、电商营销、务工就业等增收技能传授给农民工、灵活就业者等低收入群体，诸如特色果蔬种植、畜禽规模化养殖、农产品初加工、直播带货等，提升农民工经营能力，帮助他们提升劳动技能，带来更高经济收入。在金融知识方面，重点讲解小额信贷、创业担保贷款等产品的申请条件、流程使用、成本核算、利率计算等内容，指导农民工、灵活就业者等低收入人群根据自身产业需求合理申请金融支持，帮助其提升创业能力，实现“培训+贷款+创业”的闭环支持。
其次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欠发达地区、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倾斜，支持农村学校建设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，改善办学条件、扩大培训规模，促进县域教育资源均衡发展，把支持教育作为防止返贫、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，让更多农民工、城镇低收入群体、民族地区脱贫人员都获得一技之长，增强低收入人群发展能力，成为提高工资收入和家庭财富的有效途径。
二、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和就业条件
历史经验表明，在经济放缓时期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低收入人群，失业成为导致他们生活陷入困境最直接原因。因此，实施就业优先政策，给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公平、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首先，通过低成本、低门槛融资支持低收入人群创业。对城镇地区低收入人群，诸如大学生创业人员、灵活就业者、新市民、农民工、残疾人等重点低收入群体，提供个人最高30万元、小微企业最高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；对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发放无抵押、纯信用、随借随还的普惠型小微贷款，降低融资成本。对吸纳低收入人群、农民工、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小微企业，提供利率下浮、额度提升、无还本续贷等优惠。对乡村地区低收入人群，一是深化帮扶小额信贷“应贷尽贷”，覆盖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，贷款额度提至10万元、期限最长3年，财政贴息减轻还款压力，重点支持种养、加工、乡村旅游等产业，带动本地务工，脱贫群众。二是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、林权抵押贷款，盘活农村闲置资产，简化抵押流程，带动低收入人口稳定创业和就业。
其次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县域、乡镇、社区增设服务站点，降低学历与技能门槛，优先招聘本地低收入人群、脱贫人口、残疾人，同时开放客服、大堂助理、助农服务点管理员、安保、保洁等岗位，增加当地人员就业机会，确保稳就业、保民生、促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。
再次，银行等金融机构绑定自己的企业客户，推行精准“推人上岗”策略，对获得普惠贷款、稳岗贷款的小微企业，诸如餐饮、零售、家政、物流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，发放普惠型小微贷款、稳岗扩岗专项贷款、创业担保贷款，并在利率、额度上给予适当优惠，激励中小微企业优先吸纳低收入、低技能、本地劳动力。
最后，以“精准搭桥”方式定向帮扶低收入重点群体。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自己的网点、客户、资金、渠道，在支行、网点、乡村服务点设置专人岗位，开展一对一咨询、简历指导活动，把“找不到工作的人”和“招不到人的企业”连起来，搭建就业“桥梁”，帮助脱贫户、监测户、农民工、下岗人员、失地农民、残疾人、大龄低技能劳动者等重点人群找到工作，把银行网点变成社区就业服务站。
三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创业资金支持
银行等金融机构重点聚焦小商店、小作坊、小摊点、餐饮店、理发店等低收入个体经营创业的资金需求，挖掘新的融资需求，创新专项信贷产品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，践行普惠金融“均等化、可负担”理念。
一是坚持“小额分散、用途真实、还款可控”原则，推进合理、适度、可负担的小额信贷、创业担保贷款，及时提供小额、低成本的信贷支持，支持其扩大经营、增加设备、进货周转。当然，也要防止虚假用途，严格贷前用途审核，明确小额信用贷款的允许用途的范围，聚焦生产经营、民生消费等合规场景，严禁用于房地产投资、股市炒作、民间借贷等禁止领域，从源头防范虚假用途风险。
二是合理确定贷款额度、期限和利率，做到应贷尽贷，简化流程，做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相关贷款的接续转换工作，缓解低收入人群日常现金流压力。比如，对于暂时存在经营困难的低收入人群，银行应视情合理给予展期或续贷安排，提供贷款展期或续贷安排，避免出现限贷、抽贷、断贷，减轻家庭支出压力，帮助低收入人群渡过难关，从“短期帮扶”转向“长期投入”，持续做好扶贫贷款工作。
三是降低融资成本，利率优惠对低收入创业者执行优惠利率、减费让利，防止畸高成本，减免费用免收或减收开户费、管理费、手续费等，延长还款期限允许分期还款、随借随还，减轻低收入人群还款压力。
四是突破传统抵押物、担保物的限制，对于低收入、低技能、小微商户等薄弱主体，适度发展小额信用贷款，以个人信用、经营流水、社区推荐、邻里评价等非传统信用信息为授信依据，重点整合政务数据、经营数据、社交数据等多维度信息，考量借款人的实际经营状况、收入稳定性、负债水平、信用履约记录，结合小额贷款的用途场景，采用“小额分散”原则，确定单次授信额度与家庭年收入、经营流水的合理比例，合理测算资金需求额度，为缺乏抵押物的低收入薄弱主体提供便捷的信贷支持。
四、减少低收入人群的非刚性日常支出
首先，政府与金融机构要求低收入群体节约住房成本，以政府提供的保障性租赁住房、公租房、廉租房及租房补贴等为主，从源头降低住房刚性支出。通过理性规划消费结构、优化资源使用方式、规避非必要支出与高成本生活陷阱，实现居住成本可控化、生活支出精细化、保障政策应享尽享，有效压缩日常消费成本，减少个人财富消耗，增加可支配结余，为家庭财富积累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。
其次，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加强普惠金融宣传教育，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个人金融素养，强化风险防范意识，树立理性消费与适度负债观念，自觉远离无资质放贷、超高利率、虚增债务、暴力催收等非法借贷活动，防范高息借贷、套路贷。
再次，银行等金融机构普及信贷申报、利率计算、征信管理等基础常识，引导低收入群体通过正规银行、合法消费金融公司和有金融牌照的非银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业务，完善风险预警与权益保护机制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严厉打击套路贷、高利贷、虚假贷款广告等违法行为，从源头上阻断非法金融侵害，切实维护低收入群体财产安全与金融稳定。
总之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让普惠型信贷流向社会低收入人群、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，提供可负担的大众金融产品和服务，让低利率信贷资金投入城镇居民、农户、老年人、失业人员、残疾人、退休人员、下岗人员、灵活就业者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与收入增长难题，强调社会全体成员机会平等、市场平等、服务平等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，最终实现全体社会共同富裕。这不仅合理回应了低收入人群的致富诉求，更是普惠金融最根本的发展方向。
(本文作者介绍：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、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)